大家
四
邵先生是念旧的。
(相关资料图)
无论从旧道德或新道德看来，人能念旧总是好的。唯有内心有爱的人，富于人性道德的人，才会念及故人。鲁迅论及知识分子时，强调“真情”，说：“无真情，亦无真相也。”
两年前，听说邵先生将一些故人的赠书从家里的书堆中拣出，给报纸做专栏介绍，使这些寂寞的朋友和寂寞的书为世人所知。我未曾询及邵先生，不知是否确实。但在近几年，他和谢文秀大姐常常抽出时间，专程上门探访一些老朋友，我是知道的。上海何满子夫人吴仲华和北京的张凤珠大姐，都是历尽风霜的老人，给她们电话时，才知道不问远近，邵先生夫妇都曾先后看望过她们。
电话里跟谢大姐说起来，她说老人都很寂寞，体衰力乏，不良于行。邵先生和她自觉腿脚尚健，因此争取多走走，看望看望，还说迟了就见不到了。其实邵先生的心脏做过手术，算不得强健的人。谢大姐这番体己及人的话，我听了，实在感佩不已。
我不大了解邵先生的日常交往，仅凭接触的印象看，他并不喜结交名公巨卿式的人物。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外表柔弱而有傲骨，称他平民主义者是合适的。他没有名人的臭架子，这是我特别欣赏的地方。和他一起经常在饭局上露脸的几位朋友，多是我熟悉的有节操的知识分子。我还知道，他与几位沉实多思的青年有来往，还有一些曾经戴过“帽子”的，受过伤害的普通人。这类人中，有多位出版回忆录，都是他写的序。他为这些书稿多方寻找出版社，其中至少有两部寻问到我这里，为出版顺利计，还曾在信中和我讨论过书的命名。做所有这些，固然为了给历史作证，但是无疑地，也都为一种道义和友情所驱使。
对于前辈友人，无论已故或健在，邵先生一样充满敬重之情。组编“忍冬花诗丛”时，曾请他推荐另一位诗人，和他的诗一起做姐妹书出版，他只举故去已久的孙静轩先生一人。我编印荒芜先生的旧体诗，其女儿林玉极想求得邵先生一篇序文，又苦于不熟识，问计于我。我怂恿她说，你尽管找去，邵先生一定应允的。几天后，林玉打来电话，很高兴地说我的话果然应验。我知道，以荒芜先生的思想和才情，邵先生一定惺惺相惜。
恩仇分明，知恩必报，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美德。邵先生从运动中过来，对于那些曾经保护、帮助、鼓舞过他的人，只要是真诚的，哪怕片言只语，他都会记念不忘。如对梅益，对郭小川，似乎都是这样。
《郭小川文集》出版后，在北京开过一个座谈会，与会的就有邵先生。在这样的会议里，大家一致说颂扬的话，钱理群先生还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20世纪50年代的“政治抒情诗”。对此，我没有发表过异议，但事前在邵先生家里，却说过打算撰文批评郭小川的话。说时，恰好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推门进屋，邵先生指着我，笑着对他说：他要批判你父亲啊。想不到郭小林立即回应道：应该批判！事过多年，我确实在《中国新诗五十年》一书中写进了郭小川。郭小林看到没有不知道，其后给我寄来一册自印的诗集，我回赠一册个人编选的诗集：《自由诗篇》。
王蒙、郭小川、张光年，都是中国作协的官员。邵先生告诉我，王蒙确是他的老朋友，他们同一天结婚，且是在同一个酒店内宴客的。从前看过一篇东西，说是郭小川在反右期间曾经说过关于邵先生的公道话。倘如此，以其作协秘书长的身份，应当说是难得的。邵先生有诗赠张光年，我猜想彼此该有点交情的吧？我对张光年知之不多，只知道他写过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后来写评论，是在批斗胡风大会上把吕荧拽下来的那个人。
前些年，北京有一批被叫作“两头真”的老人颇受推崇，但人们大抵忽略了他们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邵先生跟这些老人是有交集的，以他温和的性情，对于人事惯于作“同情的理解”，我疑心在认识上容易受到他们固有的局限性的影响。我把这看作是邵先生的“人性的弱点”。在2016年秋天召开的邵先生作品研讨会上，我作了个简短的书面发言，其中说到：
邵先生知人论世，可谓明敏，但也不无失察处，有时不免颂其一点，而不及其余。一者，其人是否当颂固然可议；再者，论人当同论世结合起来，倘将其人其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或“情势”之下，即使可颂，也未必非颂不可。邵先生身上有侠义，也有慈悲，但人性的弱点也往往隐藏于此。
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本来便夹缠不清，实际上，人性道德原则往往高出于观念之上。说到知人论世，邵先生自然比我周全得多，他的宽以待人，也并非隐恶而在扬善，总是欣喜于他人的进步与光明的地方。此时，想到会上的批评可能给邵先生造成的损伤，难免愧疚不安。
五
奥威尔有一道路标式的题目，叫作“为政治写作”。在我看来，邵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。
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，邵先生有过好几次转折，也可以说是阶段式递进。邵先生最早以诗鸣世，在20世纪50年代，他已经是一名全国知名的青年诗人了，直到80年代初，仍然以诗人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。及至80年代中后期，他开始转入随笔写作，人们习惯地称为杂文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他多次引用阿多诺的话说：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。”甚至把一个集子直接起名为《奥斯维辛之后》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写过一组饱含热意的文字，计十余篇，在《光明日报》等报上密集发表。他很看重这组文字，曾特意告诉我，让我也看看。文章确实写得好，读罢“慷慨有余哀”，连带看了邵先生其余所有的随笔，后来将观感一并写入《中国散文五十年》中。
到了晚年，邵先生在写作上出现又一个转折，几乎倾全力撰写回忆录，把国家记忆纳入个人历史之中。《人生败笔》集中发表他在运动中的检讨书，以及“媚世”之作，自毁为“可耻”，这在中国作家和文化人中，算是开了先例。邵先生先后陆续出版《沉船》《找灵魂》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等多部著作，立意为自己曾经的时代书写证词。一个诗人，在想象与叙事之间，他选择了叙事；一个作家，在文学与历史之间，他选择了历史。
相应地，还有一个转折，便是“身份语言”问题。在书中，我曾比较过邵先生的杂文与鲁迅的异同。鲁迅始终把自己看作奴隶，他说过，他的意见不会向“主人”直说，甚至坦承不会向政治家说。在公共论争中，由于“砭锢弊常取类型”，因此他也常常使之转化为私人论战性质。邵先生不同，他更多地为一种“公民意识”所支配，使用的语言就不是鲁迅那种“奴隶语言”，而是“公民语言”。他很少像鲁迅那样使用反语，“吞吞吐吐”，“曲曲折折”，而是公开而直接地诉诸事实，表明既定立场。邵先生写过多篇关于当代史的长文，介于评论与随笔之间，公民语言的色彩更明显。后来似乎有了变化，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，当他直面“失败”的人生而不是面对公众发言时，便脱开公民的身份，重新寻找一种宜于独白的贴己的语言，弱势者的语言。
邵先生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。他在写作道路上几经转折，都源自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大小事件的激发，是社会改革的需要。鲁迅说到杂文，称为“感应的神经，攻守的手足”；邵先生的写作，同样有不能已于言者，有一种急迫性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说，诗人舒婷看了他的一些文章，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写得更带文采一些、更诗意一些时，他这样表白道：“我现在写文章，只当是发言罢了。”在邵先生这里，真实是第一位的，首先要能杀，能生，艺术才能有所附丽。
有人称邵先生是“鲁迅传人”，从精神谱系来说，我以为是确当的。使命感、道义感、批判性，包括自我批判，直到作为一种文体形式，将杂文随笔作匕首投枪的使用，都可以看到鲁迅的深刻影响。鲁迅青年时作文致敬“摩罗诗人”，以很大的篇幅论及普希金。邵先生也有颂诗呈献，在《普希金和他的剑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普希金，普希金！/生命就是一盏恩仇分明的宝剑，/闪烁在/亲人和仇敌的中间！”邵先生的生命，也恰如一盏宝剑，闪烁在爱与仇之间。普希金的剑，邵先生反复写到，他的诗句使我立刻想起鲁迅的小说《铸剑》，和那篇火光闪耀的《野草》题辞。
同为战斗者，在邵先生那里，身上少有鲁迅因过早进入“狼的怀抱”而带上的“狼性”；邵先生“找灵魂”，这灵魂也少有鲁迅的灵魂那般因风沙的打击而留下的“鲜血淋漓的粗暴”。邵先生也许不及鲁迅那般的不屈不折，战时不及鲁迅的热烈、凶猛、尖刻和决绝，但是，在当代作家中，论精神、论思想与艺术的品质，邵先生都是最接近鲁迅的一个。如果说鲁迅是唯一的，那么应当承认，邵先生是少有的。
纵观邵先生一生的诗文，所写无论是历史，是现实，时间的维度都指向未来。他是属于未来的。他有不少文学作品，显示出湛深的思想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，足以传世。而晚期的非虚构作品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样本，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邵先生在文学和非文学方面的诸多贡献，我认为，目前的评论界并没有足够的认识。或者可以说，现在还不足以论邵先生。时间往后拉得愈长，愈能显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独立的风貌。
邵先生安息！
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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